他驟然落入如此明亮而徹底的渾白之中。
這白不是吸收，而是吞噬了所有的色彩、事物、所有的存在，因此一切又加倍地不可見。
別人看不見我時，我也沒有權力看人。
每個人都有脆弱的時候，我們仍能哭，眼淚就是我們的救贖，有些時候我們不哭就會死去。
盲人在城市裡生活多麼痛苦，對，沒錯，真的很痛苦。
跌跌撞撞地穿越街道，每個人一看到他就落荒而逃，
家人陷入恐慌，誰也不敢靠近他，母親的愛、子女的愛都成為神話，
他們對待我的方式可能就會像我們在這兒受到的待遇一樣，把我鎖在一個房間裡，
運氣好的話，也許在門邊放個盤子給我。
撇開干擾理智的成見和怨恨，客觀來看，我們得承認政府決定把盲人聚集在一起，是展現了相當不凡的遠見，
就像痲瘋病患一樣，把同類型的人關在一起，這是明智的規則。
發生了數起在會議中驟然失明的案例，發言者突然嚷道：「我瞎了，我瞎了。」
導致報紙、電台及電視紛紛失去了主動積極的精神，也不再有興趣從事這類對某些傳播媒體來說，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誠屬謹慎且值得稱許的行為，
這些媒體向來靠各式各樣的聳動事件、他人的幸與不幸來過活，
諸如某個眼科教授突然失明的這類情況保證具有豐富的戲劇性，原是他們拚了命也要做實況報導的機會。
我們在失明的剎那之前便早已失明，恐懼使我們盲目，也會使我們繼續眼盲。
有時候說話一點意義也沒有，如果我也能哭就好了，用眼淚來訴說一切，不需要靠言語來被懂得。
她扶起這具剎那間沒了魂魄的軀體，
軀體的腿上滿是鮮血，腹部瘀青，胸脯裸露，遍體鱗傷，肩上遺留著被人啃咬的齒痕。
這是我自己身體的形象，她想，這是這兒每一個女人身體的形象，
在這種種凌辱與我們的悲傷之間，只有一個差別，便是我們此時此刻暫時還活者。
世上總是有些人因為沒有羞恥心，所以才吃得飽，
但除了這殘存的一點點我們不配擁有的尊嚴外，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至少應該證明我們還有能力爭取應該屬於我們的東西。
「我並不打算犧牲自己的生命來讓其他人享受。」
「那你是打算挨餓，等著別人犧牲生命來讓你得到食物嗎？」帶黑眼罩的老人諷刺地問，另一人沒有答腔。
就我看來，我們已經死了，我們會瞎是因為我們死了，
或者也許你喜歡我換個方式說，我們之所以死掉是因為我們瞎了，結果都是一樣的。
我們過去以來所擁有且賴以維生的感情是靠著我們與生俱來的眼睛而存在的，
沒有了眼睛後，感情就變了，我們不懂它如何變的，不懂它變成什麼。
我不發號司令，我能安排的是我會盡力安排，我只是代替你們失去的眼睛。……
請你們在我的視力還存在時，容我的眼睛帶領你們。
我覺得我們並沒有失明，我認為我們本來就是盲目的。盲目卻又看得見，看得見卻又不願看見的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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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aio sobre a Cegueira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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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調快速的馬路上的所有車子分秒必爭地等待著號誌燈變綠，一輛車中的駕駛看見行人在過馬路，突然眼前一片明亮，什麼也看不見了；有人自願開車送這盲人駕駛回家，後來也順便把盲人駕駛的車偷走了；盲人駕駛和他的妻子叫了計程車前往醫院，而後幫其看診的醫生、候診室裡的其他眼睛疾病患者（當然也包括那個之前偷車賊）也都陸續得到「白症」，並迅速地擴散傳染每個曾跟他們有過接觸的人。唯一沒有受到影響的是醫生的妻子，但她宣稱自己也失明了跟著先生一同進入了隔離病房，照顧先生提供眼前狀況之外，也充滿智慧和關心地照應了病房裡其他盲人。
但隨著疫情不斷擴散，進來的人愈來愈多，外面的人害怕接近他們，食物和衛生的資源常常缺乏；開始有人仗著自己有槍佔地為王組織團體，掌控食物權要求其他人交出財物和女人，看不見時的人性依舊複雜……而隔離病房內混亂，外面也淪陷了……
淑芬老師的英文青少年小說讀書會暑假我們改看中文小說和電影，第二次聚會的電影單裡是《口白人生》和《盲流感》（剛好是我在陽明山那幾天，分身乏術無法雙雙參加到……）。在市圖預約到《盲流感》的原文小說翻譯本《盲目》一陣子了，剛好今天禮拜日舒服窩在家。
故事沒有年代也沒有設定地點，有可能發生在過去，也可能是未來；而其中的角色沒有名字，只用稱謂或以外表特徵來稱呼，反諷盲了眼卻依照既定的社會標準。突然失去了本來擁有的視覺雖然沒有立即致命的生命威脅，但卻大大影響了人類的文明社會，從個人的食衣住行到大眾或公營事業通通都出現問題，原來我們是如此依賴視力所見：大量用視覺處理事情，也用視覺規範彼此（甚至監視）。唯一看得見的那雙眼可能成為權力中心，也可能在服務中淪為被大家奴役或指使的角色；盲人們漸漸有了組織，選擇信賴的人主掌大局，訂立生活規範，分享故事音樂，然而故事裡也對比了另一種組織：極權、暴力、威脅和恐嚇的滿足私欲。失明後的團體衝突反映了社會和人心：害怕、恐慌、期待、負責、冷漠、關懷、尊重、包容、貪婪、原諒、自責、分工、殘暴、權力、慾望、自願、團結、信任……
最後「白症」終究是結束了，如盲目傳染發生般的突然與無法預測。失明後的再次看見可能會讓人有不同的視野，也可能使得先失明的那群人來掌控全局，他們會做什麼事呢？這「白症」的傳染不分本來眼睛的健康與否，但有一個例外：只有醫生的妻子在傳染初期便知道「白症」並選擇以愛和智慧來面對。她隱藏了鋒芒，做她想做和認為應該做的事，幫助團體並組織信任；最後當群眾漸漸恢復視力時，她發現眼前一片渾白。這是作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安排嗎？
「傳染疾病」這個角度讓我想到之前對SARS的印象，大眾常因新疾病的醫學知識缺乏而慌亂。我們可以做什麼？怎麼樣可以一邊保護自己一邊關懷他人？知識和專業最後也都要回到人性裡思考才有意義，我喜歡這樣的人性關懷！
但如果以衛生疾病的觀點來看這本小說，一定會覺得非常不合理，在隔離病房裡的盲人不但群聚在不通風的環境，還隨地都是排泄物，更有屍血遍布其中，但都沒有因此而產生的疾病……我驚訝男性作家能注意到女生的生理期（雖然只是輕筆一帶）。故事裡的盲人在隔離病房待了多少天我在這散亂的文字中沒用頭腦整理出來，只想到自己生理期來完全不想露營，對「文明」依賴很重……
故事中的描述令我有些矛盾：
第二章提到偷車賊是後來才臨時起意偷車，為了這個偷車事件，反而更小心翼翼地遵守交通規則的樣子讓我覺得像是第一次偷車的新手；但在第三章卻寫到小偷的妻子「想到丈夫『向來』只偷車」，不知道是作者原來寫法還是翻譯的失真（中譯本最後面還寫個小啟提到英文譯者，所以是從英文翻過來的還是直接翻譯葡文？）這個偷車賊的妻子後來就沒再出現了，隔離病房裡沒有她的戲份。
第二章還寫到因患結膜炎而戴墨鏡的女孩去赴一個約，「這個即將與她相會的人是個『舊識』」，但在第五章只寫了「和戴墨鏡女孩上旅館的男人」也進了隔離病房，之後完全沒交代這兩人的關連或互動；反而戴墨鏡女孩安撫照顧一個鬥雞眼小男孩（這個男孩的媽媽也只出現在候診室，隔離病房裡也沒有她的戲份），但最後的劇情竟然連接到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隔離病房裡始終不讓女孩聽音樂），這個小男孩就這樣淡出沒有再交代。
「琥珀色的燈亮起，前方的車輛搶在紅燈出現前加速前行。行人穿越道前亮起了綠色小人的號誌，等待的行人開始過馬路，踩上漆在黑色柏油路面上的白色線條。」在這第一章第一段文字中，孤陋寡聞的我驚訝於這1995葡萄牙的作品就出現了「綠色小人」，因為我認知中的「小綠人」是臺灣首創的呀！上網查了一下，發現原來在1961年的東柏林就有了「小紅人」和「戴帽小綠人」，1998年臺北市政府參考世界城市後邀集廠商，改良了小綠人標誌加裝計時和動態的指示。
最後抱怨一下，這本書的排版實在不太好讀，敘述和對話交雜在一起，整本小說完全沒有出現引號括出對話，尤其描寫到眾人對話時必須要很用心看才分得清楚誰講了什麼話。完全符合讓人「盲目」主題！真是相當具有獨特性啊！原以為這片盲目傳染可能有規則或什麼伏筆，好奇唯一例外的背後有什麼含意，用意志力看完後大大的感受到整個眼睛相當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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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言 (3)
